平心而论，古代的汉族人虽然讲究“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岂敢毁弃”，但并没有后来那般迂腐不化。
早在三国时期，就有神医华佗借助“麻沸散”的麻醉功效，给病人破腹切除囊肿的记载，见于《汉书.华佗传》：“若疾发于内，针『药』所不能及者，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，既醉无所觉，因刳破腹背，抽割积聚。”
但随着时间推移，医书当中医生为病人动刀破创的记录便逐渐减少，到了明清时期，这项记录已几近绝迹；等到了近代，替病人施展手术基本上成了西医的专利，不得不令人扼腕兴叹。
迂腐顽固的理学利用身体发肤的教条，限制了中医学当中手术技术的发展，使医生们不再雷厉风行地破腹割肿，切除病灶。
转而研究如何用『药』汤的方式治疗体内已经严重病变的囊肿。中『药』本就『药』效缓『药』力小，又推崇这种治标不治本的『操』作，如何能医治成功？
此外，理学还阉割了中医学诊断病灶“望闻问切”的看诊四法。
所谓“望”，是近距离观察病人气『色』神态，有无盗汗体虚的外症，体表有无明显病变；“闻”是近距离嗅闻病人的体味，观测其呕吐排泄物有无异常；“问”是听病人主动诉说病情；“切”是触『摸』病人体表，感应其心率体温的变化。
结果理学与礼教一来，好好的“四法”变成了“一法半”，这“望”与“闻”是绝对别想了，不光女人不让你望，不让你闻，就连男人也不行，所谓“君子进退有矩”，医生和病人离得太近，属于失了矩，不庄重，不符合礼法的要求。
而“切”法则被砍了一大半儿，无论男女，最多给你『露』半截胳膊，勉强能凑合号个脉，至于往病人衣服里伸手？医生你想都别想。
至于“问”……又有多少病患能清楚得跟医生讲明白自己的病灶和症状呢？你又不是大夫！
这直接导致近代中医开始片面地重脉而不重表，大量的外在症状被主动忽视，从而导致误诊率大大上升……别说是中医了，即便是西医，你光给他一个听诊器也绝对看不成病啊！
中医诊断方法被人为限制以后，出现最大一个的变化，便是医生们开的『药』方开始模糊化，因为具体症状诊断不清楚嘛。
所以这一副方子，往往里边既有解表清热的，也有除风驱邪的，还有清淤化堵的，反正这几味『药』里边应该有对你病症的，所以你先拿回去吃吃看，如果不管用，拿回来再换几味『药』。
殊不知这样做是与中医最核心基本理论相违背的。说到这里，不得不提一下现代人对中西医理论的一大误区。
总有人习惯『性』地把中医与西医放到一起对比，认为中医不但在诊断病灶的方法方面，即传统的“望闻问切”四法，其准确度比不上西医的验血拍片；而且用『药』之后，在『药』物生效速度方面，中医也远不如西医，便认为中医已经落伍了，看病还得靠西医，中医最多只能在身体保健上起点儿作用。
实际上，中医与西医从发展理论上就有很大分歧，中医讲究把病根儿消灭在萌芽状态，将疾病掐死在病症尚未明显之时，而西医讲究在病症完全展开以后再对症下『药』。
举一个大家特别熟悉的历史人物当例子，即《扁鹊见蔡桓公》中的蔡桓公。这个倒霉蛋不但最后枉丢了一条『性』命，还为此背了一条贬义成语“讳疾忌医”在身上，时不时便要被后人拖出来当成反面典型。
根据原文记载，起先扁鹊认为蔡桓公有疾病在皮肤表面，后来发现病灶转移到肌肤之下，再后来进一步加深到身体内部的循环系统之中（肠胃）。
可蔡桓公对扁鹊三次要求他就医的忠告是个什么态度呢？他讥讽扁鹊“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”，意思是说，我根本没病，你扁鹊非说我有病，你不就想贪图我的医『药』费么。所以对扁鹊的接连忠告置若罔闻。
到了第四回，扁鹊老远看见蔡桓公，扭头便跑了，这次蔡桓公反倒对扁鹊的异常举动产生了兴趣。
他专门找人去问扁鹊，扁鹊回答说；“前几天大王的病灶在皮肤表面，洗个热水澡，贴几副膏『药』便能治愈。等病灶转移到肌肉里，我可以用针灸的方式进行治疗。等加深到身体内部消化循环系统之中时，这时大王的病症已经很棘手了，不过好在消化循环系统是个半封闭系统，病灶扩散速度受到一定限制，我还有喝『药』汤这最后一招。今天我看见大王的病灶已经深入骨髓，要不了几天，病灶就会随着淋巴循环系统遍布全身，我实在没招了。回去告诉你家大王，抓紧料理后事，不然便来不及了。”
然后扁鹊就急急忙忙地走了，蔡桓公自然没当一回事儿，哈哈一笑便抛之脑后。
结果又过了五天（居五日），蔡桓公感觉到浑身上下到处都疼，吓坏了，这时才急忙派人寻找扁鹊，却发现扁鹊早跑到外国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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