皇后、樊妃、贤妃、高畅、韩夫人长孙氏等人走后，郭孝恪才进来看望夫人。他有些忧心，对夫人道，
“夫人，再这样下去，恐怕你我都没勇气见陛下的面了！你已两次拂了皇后的面子，两次使晋王无功而返，而这次又当了韩夫人和高畅的面。”
崔颖的身子已极为不便，此时虽有同感，依然很坚决，“孝恪，为妻懂你的意思，总之我们得罪了陛下和皇后，总比得罪那些人强些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，我们谁也不要多想了。”
郭孝恪在安西乍死，虽说并非有意为之，但结果依旧是欺骗了先皇——贞观皇帝，也欺骗了满朝文武和世人。
如果先皇未故世，此事对郭府来说始终是件大麻烦。
他在起死回生之后，和崔颖在焉耆养伤的日子里，本来是拿定主意隐姓埋名、避世而居的，因而错过了向长安奏报实情的时机。
错过了这个时机便是欺君。
金徽陛下登位，使这件大麻烦骤然间化为乌有，就连那些重臣、御史们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没有一个人在明场上提及，更不要说弹劾郭孝恪了。
此时的郭孝恪时而在街面上行走，有些人即便对他的身份心知肚明也不会生事。谁都知道皇帝起自于西州。
在休祥坊书场，当着三教九流那么多的人，郭孝恪情急之下狠揍了两位亲王、一位秘书监、一位驸马的手下——不也没事？
李愔、李恽两个混世魔王本来气势汹汹的，但在长安县衙一得知了郭孝恪的身份，立刻闪身退到一边儿去了，只将个房遗爱推出来。
房遗爱那是什么身份？一个四品的少卿提着东西，在五品的长安令班文志陪同下过府来、低三下四地赔礼。
但没事是有个前提的——郭孝恪有功，而没有正当身份。从官面上讲，他还是个“不存在”的人物——郭孝恪已在龟兹殒国了。
而郭孝恪一旦决定复出，又是去夏州都督府那样的风口浪尖上去，麻烦事也就该接踵而来了。
郭孝恪只是略微一提，崔颖也就明白了。
郭孝恪道，“夫人，郭某如此推却陛下的美意，并非不敢任事，而是怕给陛下惹来大麻烦呀！夏州都督府谁都可以去，唯独郭某不能去！”
崔氏道，“哪个女子不知道做个都督夫人风光呢？可我只信你，那这个得罪陛下的恶人便只能为妻去做了！”
到长安后，郭孝恪一直关注着金徽皇帝连番的施政手法，也在悉心揣摩皇帝的用意。
他不涉功名利禄，心清意明，视事也就比常人更清晰些。
别看金徽皇帝这些日子东一榔头、西一杠子，又是盐政又是恶钱，外带着处置了同、庆两州的乞丐案子。
然后又是开荒、又是撤府、屯田，搞得热热闹闹，中间还加上了徐太妃的意外“离世”、巢王妃的迁葬。
有些深涉其中的人可能觉察不出什么，以为皇帝只是在遇事理事。但是郭孝恪经过冥思苦想，还真就摸出了些门道。
而皇帝将夏州升格为都督府，是他众多步骤中的点睛一环。
这个夏州都督的职位和人选，在赵国公长孙无忌、江夏王李道宗，以及他们身后各自所代表的力量面前，是个什么举足轻重的角色？
这个都督往哪一边歪一歪，两边便是此消彼长，能不让人盯着吗？
郭孝恪觉着，皇帝的步子迈的有些快了，总得给赵国公、江夏王等重臣一个消化的功夫。
吴王李恪和长孙润同时高任的消息，在早朝之后顷刻间便传遍了整座长安城，更使郭孝恪看到，有多少人都关注着朝堂上的一举一动。
凉州都督的委任，在赵国公、江夏王这两个重臣之间，很难得的出现了平衡！郭孝恪在听到这个消息时都止不住暗自赞叹。
对李恪成见最深的是长孙无忌。
李道宗则无所谓，毕竟他和李恪同属宗室之王。
恰恰是凉州都督的任命人选，使长孙无忌投鼠忌器，不便立刻出头反对李恪出任襄州都督。李恪就这么着，上来了。
不得不说皇帝的手法让郭孝恪自叹不如，此时再看，皇帝一直拖着不任长孙润，原来一直在等凉州都督李袭誉的致仕！
这么个微妙的、不允许出现一丝一毫差错的安排能够平稳落地，让郭孝恪事后听说时，也不由不心生佩服。
凉州拱卫长安的意味，不如它联系中西部丝路的意义更重，因而长孙润即便是赵国公的么子，李道宗也没有反对。
只是在郭孝恪看来，心中不平的恰是李道宗。
赵国公和江夏王同时保持着沉默，说明皇帝一向在二人间不偏不倚，彼此间的情谊也在。而有些大事只靠情谊是不成的，两位重臣还要仔细掂量一下金徽皇帝无上的威严。
事情就是这样的微妙。但不管多么微妙，皇帝的大政都得往前施行，郭孝恪岂会不知皇帝操着多少心？
皇帝马上又要在夏州置中都督府，这里既不是凉州，也不是襄州，离着关陇及山东两大力量的交汇点越来越近，难道这两方的代表人物就不动动心思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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