沿着天山南脉向西，经过伊犁草原、昭苏牧野，汽车的轮胎终于咬上了碎石铺成的山路。这里，是一切高原梦的尽头，也是西部边疆的真正起点。
我翻开《地球交响曲》的地图，那一页是最偏西的角落，地图上写着几个鲜为人知的汉字——“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”。
我在地图上郑重写下：
“第369章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。
高原尽头的烈风，峡谷深处的红色记忆，
在帕米尔之上，在云层之下，
这里是一部从雪山中诞生的叙事诗。”
前往克州的路并不好走。越过昭苏之后，我便告别了辽阔的草原，迎来了迄今为止最崎岖的地貌。车辆在盘山路间上下起伏，翻过一道道不知名的垭口，进入了一片完全不同的世界。
这里不像昭苏那么绿意盎然，也不像塔里木盆地那般黄沙无边，它是红色的——一座座由砂岩构成的赤色山岭，像是火焰在地面冻结；深谷中夹着雪水河，呼啸而下，仿佛在讲述数百万年的演化与冲撞。
“这就是克孜勒苏，意为‘红色的水’。”司机阿布拉说，“红的是峡谷，也是我们的历史。”
阿图什，是自治州首府，也是我第一站抵达的城市。它不大，却静谧且深沉，仿佛在沉思什么。街头满是穿着柯尔克孜传统服饰的老人，红色头巾、白色小帽、铜扣坎肩，他们的表情淡定而遥远，像从雪山走来的族谱。
我写下：
“阿图什，像一封旧信，
来自帕米尔深处，
信纸微红，字迹悠长。”
在阿图什西南，我被带到一个叫“苏巴什”的柯尔克孜牧场。这里是中国唯一以柯尔克孜族为主体民族的自治州，而这片牧场正是他们最古老的聚居地之一。
我走进一座毡房，年过六旬的主人图尔荪正坐在火炉边煮着奶茶。他用不太流利的汉语对我说：“我们柯尔克孜人，是雪山的孩子。”
他们信仰自然：风、火、雪、水。在他们心中，山是神的居所，鹰是亡者的灵魂，河流是命运的脉络。他们一生都在高原上迁徙，逐水草而居，如今依然保留着游牧传统，只是部分子女已搬进了小城镇读书。
图尔荪给我讲了一个传说：
“很久很久以前，帕米尔雪山底下住着一匹白狼和一只金鹰，他们是柯尔克孜的祖先。白狼给我们耐力，金鹰给我们自由。我们的血里，一半是雪山，一半是天空。”
我在炉火前写下：
“柯尔克孜人的故事，不靠文字传承，
而靠雪山的回声、山鹰的飞翔和牧人低唱。”
那天夜里，大雪未至，风未眠。
图尔荪的孙子努尔兰跑进毡房，他十四五岁，皮肤被太阳炙烤得泛红，眼神却澄澈如山泉。他坐在我身边，小声问：“哥哥，北京在哪里？”
我愣了一下，然后取出地图，给他指出方向。他盯着那遥远的东南方，眨了眨眼，说：“我将来也想去城市读书，当医生，再回来给爷爷看病。”
那一刻，我想起自己十四岁的模样——在湖南衡阳郊区的旧书摊前，捧着一本破旧的地理图册，幻想着世界的样子。
“为什么不是留在城市？”我问。
他笑了笑：“如果我们都不回来，那这里会慢慢没人了。”
这句话，像一粒雪，落在心头，却融成一股暖流。
我在夜色里写下：
“有些根，是在风里站立的，
它们不需要土壤，
只需要一颗愿意回来的心。”
在克州，有一段极少人知的红色历史。
我跟随一位党史研究员艾合麦提，来到克孜勒峡谷。这条峡谷地形奇险，红岩赤裸、怪石林立、风声如潮，曾是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穿越的路径之一。那是一段悲壮的征程，数千名战士在这里陷入绝境、寸步难行，却也铸就了信仰的高峰。
“我们这座峡谷，是红色的，不只是因为岩石，更因为曾经洒下的忠诚。”艾合麦提一边指着峡谷口的纪念碑，一边沉声说道。
我站在纪念碑前，风卷起衣襟。碑上的名字大都已模糊不清，但我却觉得，他们从未离去。他们变成了山，变成了风，变成了雪线上的一道光。
我写下：
“有些颜色不会褪，
即便岁月用亿万年去风化。
克孜勒苏，是红色的，
因为她记住了最深的牺牲。”
每逢周五，是阿图什最大的一场“恰特市场”（意即“集市”）。我刚进市场，就被一股香味包围——手抓饭、烤包子、奶酪饼、黄油茶、柯尔克孜干奶疙瘩……空气里都是盐和奶的味道。
我在一个地摊前看到用柯尔克孜文、哈萨克文、维吾尔文等文字书写的商品标签。这是一种跨语言、跨国度的交易记忆。几位老人正在以塔吉克语与商贩讲价，一旁的小孩则用普通话和我打招呼。
“这是帕米尔南北的商路缩影。”一位摊主说，“我们是边境，但从来不是尽头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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