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外婆生于1908年，娘家在邹家庄，也就是我们村，有两个哥哥，十几岁的时候，跟着别人去“闯关东”了，留下外婆和年迈的父母。
1924年，外婆16岁的时候，嫁到了和邹家庄一条路之隔的田家庄，没几年，外婆的父母都去世了，外婆从此没了娘家。
外公从小没有娘，跟着他的父亲一起生活，靠着帮别人种地、收拾桑条生活。
外公的家在村子的东南角，跟他两个三服的堂弟住一个院子，正门冲北开，二堂姥爷住第一进，有一个闺女和两个儿子；外公和太外公住二进的一间房和半间堂屋，另外半间堂屋和一间房是二堂姥爷的；最南面的一进是大堂姥爷和他的一女一儿，大堂姥姥也很早就去世了。
村里，田是大姓，而且有家谱的，外公他们这一代为林，比如田*林，下一辈为士，田士*，第三代为革，田*革。
村里其他的田姓人家，和他们三家的血缘关系更远，大多都出了五服，有的在快出五服的样子。
外婆嫁过来的时候，外公和他的父亲，可以说家徒四壁，能有口吃的就不错了，好在外婆能干，里里外外一把手，外面跟着外公他们父子俩一起种地，内里自己纺线织布，除了做衣服，还可以卖线卖布补贴生活家用，生活终于有了一丝好转。
后来外公的父亲也去世了，只留下外公外婆两个人一起生活。
外公依然帮人种地，闲了就打短工，秋天忙完了秋收，就跟人一起整理桑条，从中赚取劳力钱和辛苦钱，每赚一分钱，都会给外婆攒起来。
外婆不但自己种棉花，纺线织布，也从村里人手买棉花，日夜不停的劳作，一分分的积攒着。
从外婆嫁过来，到1941年的十多年间，外婆和外公日子过的十分艮苦，舍不得吃舍不得喝，但凡有一点钱，也要攒起来，凑够了就几分几分的买地，因为他们受够了租赁别人的土地的难处。
到1940年前后，外婆和外公已经有了五六亩地，都是这边一条，那边一块的，特别零散。
外婆婚后十多年间，生过几个孩子，但是大多夭折了，而且每次都是后面的孩子渐渐长大了，前面的孩子就因为各种疾病没了。
1941年5月，我母亲出生的时候，上面一个哥哥，已经五六岁了，长的高高大大、白白胖胖的，而且外公和外婆很宠。
当时我的母亲奶是不够吃的，听说是他哥哥还要吃奶，所以母亲从小就瘦小枯干很正常，瘦弱也是。
那年的冬天，特别冷，那个舅舅生病了，然后又夭折了；这个时候，我母亲刚满六个月。
外婆的伤心可想而知，那个舅舅就埋在了院子外头，南面的空地上，坐在堂屋，如果两家都开着门，外婆可以看到舅舅的小小的坟堆。
有个邻居过来安慰外婆，看到外婆怀里的我的母亲，“哎呀，那么高大活蹦乱跳的一个男孩子都没了，剩下这个跟耗子似的的丫头留着干嘛？扔了算了。”
于是乎，母亲被外婆扔到村南一条沟里，六个月，活的好好的，只是瘦弱了些的丫头，就被亲妈扔到沟里，等着顺其自然。
那可是冬天的冬月啊，大人都觉得冷，何况才六个月瘦弱的母亲？
外婆回去后，就坐在过道屋里的板凳上，隔着堂姥爷家的院子，远远的看着沟的方向，流泪，不知道为夭折的舅舅还是被扔掉的母亲。
外公一个人坐在炕沿上，抽烟，不停的抽，满屋子的乌烟瘴气。
我母亲有个远房婶婶，性子比较泼辣的那种，知晓后，把我母亲捡了回来，劈头盖脸臭骂我外婆一顿，“你这么糊涂吗？别人说扔就扔了？这个不是你生的吗？你把她扔了，以后谁给你养老送终？”然后把我妈往外婆怀里一塞，叮里咣啷的就走了，旋风一样。
被捡回来的母亲，被放在炕上，乌紫紫的的小脸，都不怎么哭了，外婆看着发愁，因为伤心难过，她已经彻底没有奶水给母亲吃了，现在捡回来了，又不能让她饿死，于是外婆给母亲熬小米粥，熬好久，出了精油，才喂。
就这样，精心的喂养下，母亲后来活下来了，变成了独生女，但是比同年纪的女孩矮还瘦。
1946年左右，村里很多人都开始卖地，还很便宜，于是外婆以为时机到了，把手里的每一分钱都拿去买了地，从原来的五六亩到后来的十亩地，她觉得手里有地，心里踏实，而且三口人不用再耕种别人的土地，也不用受别人的窝囊气了。
但是，当到了1947年的时候，村里组织成立革命政府，领导所有人进行土地改革，并根据土地和金钱等划分阶级等级，外婆和外公及母亲三口居然划分为中农。
外婆很生气，她说她从来没剥削过别人，反而是一直受别人剥削，后来自己慢慢的攒钱买地，怎么就成了中农了呢？
但是，地在那里，无可更改，于是，外公一家还是被划分中农，并没收了大部分土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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