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实任鸿隽多少算是比较理性的，他很早就说：“张君是不曾学过科学的人，不明白科学的性质，倒也罢了；丁君乃研究地质的科学家，偏要拿科学来和张君的人生观捣乱，真是‘牛头不对马嘴’了。科学有他的界限，凡笼统混沌的思想，或未经分析的事实，都非科学所能支配。人生观若就是一个笼统的观念，自然不在科学范围以内。”
不过被大势裹挟，他肯定要站在科学这一派。
玄学那边后来则是以梁启超为首，还有张君劢、张东荪等。
纵观整个论战，大部分人其实并非专门研究科学的，主要是文科人士。
另外，“科学”一词没什么争议，“玄学”就是丁文江起的了。
他说：“玄学真是个无赖鬼——在欧洲鬼混了二千多年，到近来渐渐没有地方混饭吃，忽然装起假幌子，挂起新招牌，大摇大摆地跑到中国来招摇撞骗。”
玄学本来是魏晋时期的一种哲学思潮，源自《老子》的“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”。
但魏晋的清谈风气太负面，所以后来“玄学”一词常常带有强烈的贬义。
有人建议把“玄学”一词改成“哲学”，即“科哲之争”，不过当时国人对“哲学”这个外来词了解太少，还是用了“科玄之争”。
胡适首先下场，发文道：“近代以来，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；无论懂与不懂的人，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，都不敢对它表示轻蔑或戏侮的态度。那个名词就是‘科学’！科学与逻辑均是如来佛，而‘玄学’再翻多少跟头也逃不出他的掌心！”
丁文江随即声援，直接提到“科学的万能”。
吴稚晖的文章长一点，但最后的结论是“宇宙一切，皆可以科学解说”。
本来张君劢的处境有点孤立，梁启超随即出面，先发了一篇不咸不淡的文章，只是指出了这场论战的可贵：“这个问题是宇宙间最大的问题，这种论战是我国未曾有过的论战。学术界中忽生此壮阔波澜，是极觉莫大光荣。”
但科学派有几个人显然杀红了眼，不支持科学就不行，何况还是你梁启超这种学术大咖。
胡适一点不让，写文道：“孔墨先后并起，梁先生您说说，如果您认为孔子代表中国，难道墨子是个西洋人？”
胡适他们这么激动，其实很好理解，因为在他们看来，这场论战关乎国本。
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，“科学”与“民主”两个大旗一个都不能少，于是胡适又说：“科学在中国还没有显现好处，就遭到了攻击。‘玄学鬼’不打不行了，有识之士必须出来‘替科学辩护’。”
玄学派的林宰平（此君后来入了清华研究院）迅速针锋相对地说：“十年前‘科学万能论’没有必要反驳，宁可讲得过火些也无妨，因为不如此则不能引起多人的注意。但现在正因为大家都知道科学重要，就需要彻底反思其发挥作用的领域和真正价值所在了。”
实际上仔细想想，玄学派的这些观点都是站在哲学角度上，没有错误。
不过林宰平的身份确实不如梁启超，胡适等着任公回话呢。
胡适发文的十天后，梁启超才进行回复：“过往我也有胡适之先生同样的想法，但欧战之后，我曾亲自前去考察，结果并不如我所想。
“当时欧洲那些讴歌科学万能的人，满望着科学成功，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。如今功总算成了，一百年物质的进步，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。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，反倒带来许多灾难。……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，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。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的一个大关键。
“至于诸君所探讨之人生问题，我认为有大部分是可以——而且必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的。却有一小部分——或者还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学的。
“无论科学发展到何种地步，‘爱’与‘美’始终超脱于科学之外。科学帝国的版图和威权无论扩大到什么程度，这位‘爱先生’和那位‘美先生’依然永远保持他们那种‘上不臣天子，下不友诸侯’的身份。”
梁启超有几十年的丰富辩论经验，当年可以一人独挡章太炎、孙先生、胡汉民、汪兆铭一群大佬的围攻，一出手就很难攻破。
不过胡适等人还是进行了反对：“神州沉沦，除了企盼科学与民主还能企盼什么？先生把战争对欧洲文明的重挫归咎于科学与物质文明，不是李代桃僵，又是什么？”
这个论点同样非常犀利，并没有攻击梁启超的结论，而是直指梁启超的论据。
张君劢不甘示弱，继续说：“你们认为科学万能，难道没看过刚刚访华过的罗素先生那篇《伊卡洛斯，或科学的未来》吗？”
这又是个玄学派非常有力的论据。
不到一个月前，罗素在英国与遗传学家霍尔丹刚好也进行了一场论战。
霍尔丹先发了一篇文章，以希腊神话中的巧匠代达罗斯为隐喻，宣称科学将向传统道德提出挑战，在科学探索的路上无须任何顾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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