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课后，蔡元培和李谕、鲁迅、李大钊等人一同吃饭，本来想叫上辜鸿铭，不过他明显不太想和一帮搞新文化运动的人在一起。
来到饭店，李谕问：“胡适之和辜老先生不太对付？”
“相当不对付，简直是死对头，”蔡元培笑道，“一个刚刚留学回来的毕业生就做了教授，不止辜先生，还有很多老先生无法接受。”
“适之教的什么课？”李谕问。
“中国哲学。”蔡元培说。
胡适在美国学的就是哲学，算他的老本行。
“学生们的评价怎么样？”李谕有些好奇。
蔡元培对李大钊说：“守常（李大钊字）与学生来往较多，应该更了解。”
李大钊说：“昨天我听文科学院成绩最好的傅斯年评价，适之讲的墨学一课不太理想，就像外国汉学家讲中国文学，虽然有些观点比较新奇，但大多浅尝辄止，没有深入探究，也不太适合中国人。”
傅斯年是后来的史学大家，目前在北大文科念书。
他的成绩相当出色，从入学开始就一直位居第一。而且傅斯年颇有“大哥范”，除了学问好，还长得很壮，能打架，讲义气，小时候就有很多人愿意追随他，现在更是北大学生中的头头。
“另一位成绩很好的学生顾颉刚也有类似评语，”李大钊接着说，“不过傅斯年对适之的总体评价不错，认为‘（胡适）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，但走的路是对的。’”
李大钊为了顾及老师的面子，没有说全，其实傅斯年最后还有一句：“你们（学生）不要胡闹。”
李谕笑道：“学生评价先生，有点意思。”
这是初期北大的一种风气。
早在京师大学堂时代，许多北大的学生官品就高于教习，出路也比教习好。所以曾有放弃教习位置而宁做学生的，这个传统让北大学生有一种隐隐的优越感。
民国以来，北大的招生和教师聘请两方面比较随意，没有其他学校那样严格的标准。不少学生在某些方面的学问真的超过老师，北大学生的回忆录里经常看到学生刁难教习的记录。
而胡适能短时间在北大站稳脚跟，真的离不开傅斯年这个学生头头。
后来胡适自己承认，许多学生觉得他对古史的处理是思想上的谋逆，认为他不配教这门课，要赶走他，结果因“在校中已经是一个力量”的傅斯年出面干预而作罢。胡适十分感慨：“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……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，没有引起风波。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是孟真（傅斯年字）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。”
蔡元培说：“适之十分用功，他知道自己在国学方面比不上一些学生，尤其像傅斯年那种在章门学习过的，所以不仅提心吊胆，也一直加倍学习。”
“这个我知道，”鲁迅说，他也曾拜在过章太炎门下，“适之经常拿一套《章氏丛书》钻研，并且用新式标点圈点了整书，遇到不明白的就去询问德潜（钱玄同字）。有时学到深夜，便只吃个皮蛋对付。”
李谕在多所学校开过讲座，所幸没有受到过什么刁难。
李谕以为胡适过了学生这关就万事大吉，蔡元培却又说：“不止学生发难，北大现有的一些老师也认为适之不通。”
“不通？不通什么？”李谕问。
蔡元培说：“适之上课发的讲义叫做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，有位教三年级中国哲学史的老师在课堂上拿着适之的讲义说，‘我说胡适不通，果然就是不通。只看他的讲义名称，就知道他不通。哲学史本来就是哲学的大纲，说中国哲学史大纲，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？’”
“哲学”这个词对中国人来说很新，是近代从日本那边转译过来的。
既然连“哲学”这个词都没有，中国古代自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。
西方哲学动辄就会谈到一个词——“存在（being）”，这是西方哲学的重中之重。但在中国传统文化里，并没有一个确切的词语相对应。就算找到意思相近的，也并非什么特别重要的概念。
因为中国文化太长，完全自成体系，没必要去讲西方的“哲学”。
后来胡适想通这一点，便坚持说自己研究的不是“中国哲学史”，而是“中国思想史”。
思想这个词就很有中国味。
但此时胡适确实犯了个小错误，在北大，“哲学史”三字是一个整体概念，即“哲学的大纲”，而不是“哲学之历史”的意思。
那位教授据此取笑胡适，笑得没毛病。
“适之在北大还有那么点水土不服，好在有白话文运动这个强项。”李谕说。
胡适总归混得很不错，成名相当早。
几人慢慢又谈到欧洲大战，毕竟北洋政府已经对德宣战。
李大钊对这方面最关注：“俄国的退出是今年欧洲大战最重要的因素，我在报纸上看到列宁那句‘和平、面包和土地’口号时，就知道东线战场要结束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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